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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蓝色浪潮也无法阻止特朗普”
“即便是蓝色浪潮也无法阻止特朗普”
世界论见10-22 10:57Updated 2026年10月22日 10:57:10 来自北京市虽然美国民主党有望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夺回国会控制权，但《纽约时报》10月18日发表题为《即使是蓝色浪潮也无法阻止特朗普》的文章称，受宪政结构、豁免裁决、否决权限制等因素影响，民主党掌控国会也难制衡特朗普。文章作者是该报特约评论员杰弗里·图宾，他是南加州大学政治未来中心的研究员。
文章摘编如下：
你认为，如果民主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占据多数席位，他们就会成为特朗普总统的劲敌吗？那你就想错了。
问题并不在于国会两院领导人的无能，而在于我们宪政体制的结构——这种结构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向行政分支倾斜。
诚然，根据宪法，政府只能动用国会拨款的资金（而拨款法案须经总统签署，总统亦可行使否决权）。同样，由各院多数党领导的国会委员会，长期以来也拥有广泛的调查权，包括签发传票以调取证词或文件。
然而，国会的这些权力或许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强大，尤其是在近些年。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的最后两年里，民主党掌控了众议院，但特朗普却成功阻挠了大多数实质性的监督尝试。他拒绝配合传票要求，并在法庭上对抗强制执行；他利用上诉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延宕，拖延时间，直到任期结束。
仅举两例：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曾为获取人口普查相关信息提起诉讼，该案最终以拜登在两年多后提供相关信息而告终；筹款委员会也曾为获取特朗普的纳税申报表提起诉讼，拜登政府在诉讼开始近四年后与对方达成了和解。
如果民主党人重新掌握控制权，白宫无疑会再次采取类似的抵制行动。如果国会（参众两院中的任一院或两院）的新多数派将目标对准与特朗普政府有牵连的私人主体——例如特朗普家族在加密货币及其他商业领域中的“敛财伙伴”——那么这些公司和个人依然可以通过诉讼手段，来拖延甚至阻止配合调查。
对特朗普总统而言，情况甚至更为有利：得益于最高法院在2024年“特朗普诉美国案”（Trump v. United States）中的裁决，法律天平如今更加向行政部门倾斜。该裁决的核心观点是：前总统（包括特朗普）在行使宪法赋予的核心权力时，享有绝对的刑事豁免权；在执行其他公务行为时，则享有推定豁免权。简而言之，总统在任期内所采取的任何“公务”行为，均不受刑事起诉。
此外，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判决意见中的表述甚至暗示，总统的公务行为连调查都不应被允许。
首席大法官写道，总统拥有“排他性权力与绝对裁量权”，可自行决定调查及起诉哪些犯罪行为。在未来与国会的博弈中，特朗普总统的律师可以援引这一论述，主张国会议员无权审查他那些最具争议的行为。
同样的原则——即行政部门在调查和起诉方面拥有绝对的自由裁量权——也将限制国会利用“钱袋子”权力（即财政拨款权）来制约总统的能力。立法者确实可以利用其预算权限，削减针对某些犯罪行为的起诉；例如，曾有下级法院裁定，国会有权禁止司法部动用政府资金，对医用大麻供应商提起诉讼。但正如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所明确指出的，总统仍保留着决定起诉哪些人的权力。
国会的预算规则允许立法者对资金的使用方式施加某些限制，但他们不能利用财政拨款权去篡夺本属于总统的权力，例如制定法规的权力。正因如此，国会虽然可以调整美国环保署（EPA）的预算，却不能利用“钱袋子”权力强迫该机构负责人废除其近期出台的、实际上是在奖励污染企业的法规。
至于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国会能否切断针对伊朗战争的后续拨款——答案是肯定的，但有一定的前提。在越南战争末期，国会确实曾利用预算手段叫停了对柬埔寨的轰炸；在里根政府时期，“博兰修正案”（Boland Amendment）也曾禁止向尼加拉瓜的“康特拉”（Contras）反政府武装提供军事援助。
然而，即便这种权力也存在重大局限。国会通常无法阻止政府使用此前已经拨付的资金；鉴于五角大楼预算规模庞大，行政部门完全可以动用现有资金继续维持战争开支。更关键的是，联邦预算案——即便其中包含了民主党人试图附加的各种限制条款——依然须经总统签署，且总统拥有否决权。无论中期选举结果如何，国会两院中恐怕都很难有三分之二的议员投票推翻特朗普总统的否决。
事实上，即便只有众议院（而非参议院）由民主党掌控，在未来两年里，围绕财政拨款的博弈很可能仍将是国会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因预算僵局而导致的政府“停摆”已近乎常态；在中期选举之后，这种局面不仅极有可能重演，甚至还可能愈演愈烈。与往年一样，围绕预算的博弈很可能会以勉强的妥协告终，而非对特朗普总统政策的断然否决。
如果民主党人取得参议院的控制权，他们将有机会对总统提名的各类人选进行表决。在涉及内阁部门负责人的人选时，这种权力或许意义不大——无论最终由谁出任这些职位，他们无疑都会听命于特朗普。
司法领域的情况则截然不同。若民主党掌控参议院，他们将拥有绝对的权力，去否决特朗普提名的任何联邦法院终身法官人选。在支持者的巨大压力下，掌握多数席位的民主党人不仅会、也理应动用这一权力，采取强硬手段进行阻击。
如果最高法院出现空缺，情况更是如此。2016年，在奥巴马总统任期还剩近一年时，时任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拒绝就奥巴马提名的梅里克·加兰（Merrick Garland）进入最高法院一事举行听证会或进行表决。如果特朗普在任期最后两年试图填补最高法院的空缺，民主党人完全可以也必须，以同样的方式予以回击。
民主党人应当行使这一权力，这不仅是因为此举合乎正当，还因为在其他方面，他们恐怕也已无力施展什么作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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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论见10-22 10:57Updated 2026年10月22日 10:57:10 来自北京市虽然美国民主党有望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夺回国会控制权，但《纽约时报》10月18日发表题为《即使是蓝色浪潮也无法阻止特朗普》的文章称，受宪政结构、豁免裁决、否决权限制等因素影响，民主党掌控国会也难制衡特朗普。文章作者是该报特约评论员杰弗里·图宾，他是南加州大学政治未来中心的研究员。
文章摘编如下：
你认为，如果民主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占据多数席位，他们就会成为特朗普总统的劲敌吗？那你就想错了。
问题并不在于国会两院领导人的无能，而在于我们宪政体制的结构——这种结构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向行政分支倾斜。
诚然，根据宪法，政府只能动用国会拨款的资金（而拨款法案须经总统签署，总统亦可行使否决权）。同样，由各院多数党领导的国会委员会，长期以来也拥有广泛的调查权，包括签发传票以调取证词或文件。
然而，国会的这些权力或许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强大，尤其是在近些年。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的最后两年里，民主党掌控了众议院，但特朗普却成功阻挠了大多数实质性的监督尝试。他拒绝配合传票要求，并在法庭上对抗强制执行；他利用上诉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延宕，拖延时间，直到任期结束。
仅举两例：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曾为获取人口普查相关信息提起诉讼，该案最终以拜登在两年多后提供相关信息而告终；筹款委员会也曾为获取特朗普的纳税申报表提起诉讼，拜登政府在诉讼开始近四年后与对方达成了和解。
如果民主党人重新掌握控制权，白宫无疑会再次采取类似的抵制行动。如果国会（参众两院中的任一院或两院）的新多数派将目标对准与特朗普政府有牵连的私人主体——例如特朗普家族在加密货币及其他商业领域中的“敛财伙伴”——那么这些公司和个人依然可以通过诉讼手段，来拖延甚至阻止配合调查。
对特朗普总统而言，情况甚至更为有利：得益于最高法院在2024年“特朗普诉美国案”（Trump v. United States）中的裁决，法律天平如今更加向行政部门倾斜。该裁决的核心观点是：前总统（包括特朗普）在行使宪法赋予的核心权力时，享有绝对的刑事豁免权；在执行其他公务行为时，则享有推定豁免权。简而言之，总统在任期内所采取的任何“公务”行为，均不受刑事起诉。
此外，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判决意见中的表述甚至暗示，总统的公务行为连调查都不应被允许。
首席大法官写道，总统拥有“排他性权力与绝对裁量权”，可自行决定调查及起诉哪些犯罪行为。在未来与国会的博弈中，特朗普总统的律师可以援引这一论述，主张国会议员无权审查他那些最具争议的行为。
同样的原则——即行政部门在调查和起诉方面拥有绝对的自由裁量权——也将限制国会利用“钱袋子”权力（即财政拨款权）来制约总统的能力。立法者确实可以利用其预算权限，削减针对某些犯罪行为的起诉；例如，曾有下级法院裁定，国会有权禁止司法部动用政府资金，对医用大麻供应商提起诉讼。但正如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所明确指出的，总统仍保留着决定起诉哪些人的权力。
国会的预算规则允许立法者对资金的使用方式施加某些限制，但他们不能利用财政拨款权去篡夺本属于总统的权力，例如制定法规的权力。正因如此，国会虽然可以调整美国环保署（EPA）的预算，却不能利用“钱袋子”权力强迫该机构负责人废除其近期出台的、实际上是在奖励污染企业的法规。
至于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国会能否切断针对伊朗战争的后续拨款——答案是肯定的，但有一定的前提。在越南战争末期，国会确实曾利用预算手段叫停了对柬埔寨的轰炸；在里根政府时期，“博兰修正案”（Boland Amendment）也曾禁止向尼加拉瓜的“康特拉”（Contras）反政府武装提供军事援助。
然而，即便这种权力也存在重大局限。国会通常无法阻止政府使用此前已经拨付的资金；鉴于五角大楼预算规模庞大，行政部门完全可以动用现有资金继续维持战争开支。更关键的是，联邦预算案——即便其中包含了民主党人试图附加的各种限制条款——依然须经总统签署，且总统拥有否决权。无论中期选举结果如何，国会两院中恐怕都很难有三分之二的议员投票推翻特朗普总统的否决。
事实上，即便只有众议院（而非参议院）由民主党掌控，在未来两年里，围绕财政拨款的博弈很可能仍将是国会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因预算僵局而导致的政府“停摆”已近乎常态；在中期选举之后，这种局面不仅极有可能重演，甚至还可能愈演愈烈。与往年一样，围绕预算的博弈很可能会以勉强的妥协告终，而非对特朗普总统政策的断然否决。
如果民主党人取得参议院的控制权，他们将有机会对总统提名的各类人选进行表决。在涉及内阁部门负责人的人选时，这种权力或许意义不大——无论最终由谁出任这些职位，他们无疑都会听命于特朗普。
司法领域的情况则截然不同。若民主党掌控参议院，他们将拥有绝对的权力，去否决特朗普提名的任何联邦法院终身法官人选。在支持者的巨大压力下，掌握多数席位的民主党人不仅会、也理应动用这一权力，采取强硬手段进行阻击。
如果最高法院出现空缺，情况更是如此。2016年，在奥巴马总统任期还剩近一年时，时任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拒绝就奥巴马提名的梅里克·加兰（Merrick Garland）进入最高法院一事举行听证会或进行表决。如果特朗普在任期最后两年试图填补最高法院的空缺，民主党人完全可以也必须，以同样的方式予以回击。
民主党人应当行使这一权力，这不仅是因为此举合乎正当，还因为在其他方面，他们恐怕也已无力施展什么作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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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论见10-22 10:57Updated 2026年10月22日 10:57:10 来自北京市虽然美国民主党有望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夺回国会控制权，但《纽约时报》10月18日发表题为《即使是蓝色浪潮也无法阻止特朗普》的文章称，受宪政结构、豁免裁决、否决权限制等因素影响，民主党掌控国会也难制衡特朗普。文章作者是该报特约评论员杰弗里·图宾，他是南加州大学政治未来中心的研究员。
文章摘编如下：
你认为，如果民主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占据多数席位，他们就会成为特朗普总统的劲敌吗？那你就想错了。
问题并不在于国会两院领导人的无能，而在于我们宪政体制的结构——这种结构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向行政分支倾斜。
诚然，根据宪法，政府只能动用国会拨款的资金（而拨款法案须经总统签署，总统亦可行使否决权）。同样，由各院多数党领导的国会委员会，长期以来也拥有广泛的调查权，包括签发传票以调取证词或文件。
然而，国会的这些权力或许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强大，尤其是在近些年。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的最后两年里，民主党掌控了众议院，但特朗普却成功阻挠了大多数实质性的监督尝试。他拒绝配合传票要求，并在法庭上对抗强制执行；他利用上诉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延宕，拖延时间，直到任期结束。
仅举两例：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曾为获取人口普查相关信息提起诉讼，该案最终以拜登在两年多后提供相关信息而告终；筹款委员会也曾为获取特朗普的纳税申报表提起诉讼，拜登政府在诉讼开始近四年后与对方达成了和解。
如果民主党人重新掌握控制权，白宫无疑会再次采取类似的抵制行动。如果国会（参众两院中的任一院或两院）的新多数派将目标对准与特朗普政府有牵连的私人主体——例如特朗普家族在加密货币及其他商业领域中的“敛财伙伴”——那么这些公司和个人依然可以通过诉讼手段，来拖延甚至阻止配合调查。
对特朗普总统而言，情况甚至更为有利：得益于最高法院在2024年“特朗普诉美国案”（Trump v. United States）中的裁决，法律天平如今更加向行政部门倾斜。该裁决的核心观点是：前总统（包括特朗普）在行使宪法赋予的核心权力时，享有绝对的刑事豁免权；在执行其他公务行为时，则享有推定豁免权。简而言之，总统在任期内所采取的任何“公务”行为，均不受刑事起诉。
此外，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判决意见中的表述甚至暗示，总统的公务行为连调查都不应被允许。
首席大法官写道，总统拥有“排他性权力与绝对裁量权”，可自行决定调查及起诉哪些犯罪行为。在未来与国会的博弈中，特朗普总统的律师可以援引这一论述，主张国会议员无权审查他那些最具争议的行为。
同样的原则——即行政部门在调查和起诉方面拥有绝对的自由裁量权——也将限制国会利用“钱袋子”权力（即财政拨款权）来制约总统的能力。立法者确实可以利用其预算权限，削减针对某些犯罪行为的起诉；例如，曾有下级法院裁定，国会有权禁止司法部动用政府资金，对医用大麻供应商提起诉讼。但正如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所明确指出的，总统仍保留着决定起诉哪些人的权力。
国会的预算规则允许立法者对资金的使用方式施加某些限制，但他们不能利用财政拨款权去篡夺本属于总统的权力，例如制定法规的权力。正因如此，国会虽然可以调整美国环保署（EPA）的预算，却不能利用“钱袋子”权力强迫该机构负责人废除其近期出台的、实际上是在奖励污染企业的法规。
至于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国会能否切断针对伊朗战争的后续拨款——答案是肯定的，但有一定的前提。在越南战争末期，国会确实曾利用预算手段叫停了对柬埔寨的轰炸；在里根政府时期，“博兰修正案”（Boland Amendment）也曾禁止向尼加拉瓜的“康特拉”（Contras）反政府武装提供军事援助。
然而，即便这种权力也存在重大局限。国会通常无法阻止政府使用此前已经拨付的资金；鉴于五角大楼预算规模庞大，行政部门完全可以动用现有资金继续维持战争开支。更关键的是，联邦预算案——即便其中包含了民主党人试图附加的各种限制条款——依然须经总统签署，且总统拥有否决权。无论中期选举结果如何，国会两院中恐怕都很难有三分之二的议员投票推翻特朗普总统的否决。
事实上，即便只有众议院（而非参议院）由民主党掌控，在未来两年里，围绕财政拨款的博弈很可能仍将是国会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因预算僵局而导致的政府“停摆”已近乎常态；在中期选举之后，这种局面不仅极有可能重演，甚至还可能愈演愈烈。与往年一样，围绕预算的博弈很可能会以勉强的妥协告终，而非对特朗普总统政策的断然否决。
如果民主党人取得参议院的控制权，他们将有机会对总统提名的各类人选进行表决。在涉及内阁部门负责人的人选时，这种权力或许意义不大——无论最终由谁出任这些职位，他们无疑都会听命于特朗普。
司法领域的情况则截然不同。若民主党掌控参议院，他们将拥有绝对的权力，去否决特朗普提名的任何联邦法院终身法官人选。在支持者的巨大压力下，掌握多数席位的民主党人不仅会、也理应动用这一权力，采取强硬手段进行阻击。
如果最高法院出现空缺，情况更是如此。2016年，在奥巴马总统任期还剩近一年时，时任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拒绝就奥巴马提名的梅里克·加兰（Merrick Garland）进入最高法院一事举行听证会或进行表决。如果特朗普在任期最后两年试图填补最高法院的空缺，民主党人完全可以也必须，以同样的方式予以回击。
民主党人应当行使这一权力，这不仅是因为此举合乎正当，还因为在其他方面，他们恐怕也已无力施展什么作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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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蓝色浪潮也无法阻止特朗普”
“即便是蓝色浪潮也无法阻止特朗普”
世界论见10-22 10:57Updated 2026年10月22日 10:57:10 来自北京市虽然美国民主党有望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夺回国会控制权，但《纽约时报》10月18日发表题为《即使是蓝色浪潮也无法阻止特朗普》的文章称，受宪政结构、豁免裁决、否决权限制等因素影响，民主党掌控国会也难制衡特朗普。文章作者是该报特约评论员杰弗里·图宾，他是南加州大学政治未来中心的研究员。
文章摘编如下：
你认为，如果民主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占据多数席位，他们就会成为特朗普总统的劲敌吗？那你就想错了。
问题并不在于国会两院领导人的无能，而在于我们宪政体制的结构——这种结构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向行政分支倾斜。
诚然，根据宪法，政府只能动用国会拨款的资金（而拨款法案须经总统签署，总统亦可行使否决权）。同样，由各院多数党领导的国会委员会，长期以来也拥有广泛的调查权，包括签发传票以调取证词或文件。
然而，国会的这些权力或许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强大，尤其是在近些年。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的最后两年里，民主党掌控了众议院，但特朗普却成功阻挠了大多数实质性的监督尝试。他拒绝配合传票要求，并在法庭上对抗强制执行；他利用上诉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延宕，拖延时间，直到任期结束。
仅举两例：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曾为获取人口普查相关信息提起诉讼，该案最终以拜登在两年多后提供相关信息而告终；筹款委员会也曾为获取特朗普的纳税申报表提起诉讼，拜登政府在诉讼开始近四年后与对方达成了和解。
如果民主党人重新掌握控制权，白宫无疑会再次采取类似的抵制行动。如果国会（参众两院中的任一院或两院）的新多数派将目标对准与特朗普政府有牵连的私人主体——例如特朗普家族在加密货币及其他商业领域中的“敛财伙伴”——那么这些公司和个人依然可以通过诉讼手段，来拖延甚至阻止配合调查。
对特朗普总统而言，情况甚至更为有利：得益于最高法院在2024年“特朗普诉美国案”（Trump v. United States）中的裁决，法律天平如今更加向行政部门倾斜。该裁决的核心观点是：前总统（包括特朗普）在行使宪法赋予的核心权力时，享有绝对的刑事豁免权；在执行其他公务行为时，则享有推定豁免权。简而言之，总统在任期内所采取的任何“公务”行为，均不受刑事起诉。
此外，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判决意见中的表述甚至暗示，总统的公务行为连调查都不应被允许。
首席大法官写道，总统拥有“排他性权力与绝对裁量权”，可自行决定调查及起诉哪些犯罪行为。在未来与国会的博弈中，特朗普总统的律师可以援引这一论述，主张国会议员无权审查他那些最具争议的行为。
同样的原则——即行政部门在调查和起诉方面拥有绝对的自由裁量权——也将限制国会利用“钱袋子”权力（即财政拨款权）来制约总统的能力。立法者确实可以利用其预算权限，削减针对某些犯罪行为的起诉；例如，曾有下级法院裁定，国会有权禁止司法部动用政府资金，对医用大麻供应商提起诉讼。但正如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所明确指出的，总统仍保留着决定起诉哪些人的权力。
国会的预算规则允许立法者对资金的使用方式施加某些限制，但他们不能利用财政拨款权去篡夺本属于总统的权力，例如制定法规的权力。正因如此，国会虽然可以调整美国环保署（EPA）的预算，却不能利用“钱袋子”权力强迫该机构负责人废除其近期出台的、实际上是在奖励污染企业的法规。
至于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国会能否切断针对伊朗战争的后续拨款——答案是肯定的，但有一定的前提。在越南战争末期，国会确实曾利用预算手段叫停了对柬埔寨的轰炸；在里根政府时期，“博兰修正案”（Boland Amendment）也曾禁止向尼加拉瓜的“康特拉”（Contras）反政府武装提供军事援助。
然而，即便这种权力也存在重大局限。国会通常无法阻止政府使用此前已经拨付的资金；鉴于五角大楼预算规模庞大，行政部门完全可以动用现有资金继续维持战争开支。更关键的是，联邦预算案——即便其中包含了民主党人试图附加的各种限制条款——依然须经总统签署，且总统拥有否决权。无论中期选举结果如何，国会两院中恐怕都很难有三分之二的议员投票推翻特朗普总统的否决。
事实上，即便只有众议院（而非参议院）由民主党掌控，在未来两年里，围绕财政拨款的博弈很可能仍将是国会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因预算僵局而导致的政府“停摆”已近乎常态；在中期选举之后，这种局面不仅极有可能重演，甚至还可能愈演愈烈。与往年一样，围绕预算的博弈很可能会以勉强的妥协告终，而非对特朗普总统政策的断然否决。
如果民主党人取得参议院的控制权，他们将有机会对总统提名的各类人选进行表决。在涉及内阁部门负责人的人选时，这种权力或许意义不大——无论最终由谁出任这些职位，他们无疑都会听命于特朗普。
司法领域的情况则截然不同。若民主党掌控参议院，他们将拥有绝对的权力，去否决特朗普提名的任何联邦法院终身法官人选。在支持者的巨大压力下，掌握多数席位的民主党人不仅会、也理应动用这一权力，采取强硬手段进行阻击。
如果最高法院出现空缺，情况更是如此。2016年，在奥巴马总统任期还剩近一年时，时任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拒绝就奥巴马提名的梅里克·加兰（Merrick Garland）进入最高法院一事举行听证会或进行表决。如果特朗普在任期最后两年试图填补最高法院的空缺，民主党人完全可以也必须，以同样的方式予以回击。
民主党人应当行使这一权力，这不仅是因为此举合乎正当，还因为在其他方面，他们恐怕也已无力施展什么作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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